“安全”是什么？
美国人说，安全是在多重屏障与概率计算下，将事故可能性降至无穷小。
而我们，GRU-P的能源人认为，安全是保证使命在任何条件下得以履行的确定性。
1993年秋季，叶卡捷琳堡市郊外。
铅灰色的云层低垂，仿佛触手可及。白桦林已褪去大半金黄，枯叶在略带寒意的风中打着旋，无声地落在空旷的街道上。一种独属于北方秋季的、近乎透明的寂寥，笼罩着这片土地。
安纳托利·伊万诺夫坐在窗边一张厚重的旧书桌后，陷进宽大的皮质椅背里。桌上的铜质台灯洒下一圈昏黄的光晕，柔和了他脸上深刻的皱纹，却未能化开他眉宇间沉淀的凝重。
录音机的红色指示灯，微弱地亮着。
“关于那座电站，那座‘灯塔’……他们后来给了它很多名字，很多称号。其中最响亮的一个，你们大概知道——‘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站’。”
安纳托利·伊万诺夫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斟酌接下来的每一个词。
“但安全……安全究竟是什么？
“‘灯塔’的设计，从未追求‘无穷小的事故可能’。它追求的是：即使事故发生，系统仍能运行；即使屏障被打破，也有新的屏障升起；即使‘不可能’发生，我们也有预案将其变为‘可控’。这不等同于他们所说的“纵深防御1”，也不仅仅是我们工程的安全文化，更是我们这些为GRU-P设施供电的能源人们的信条，或者说，意志。我想说，它几乎是战无不胜的。
“它让我们的电站稳定运行了将近二十年，直到我们遭遇了另一股意志。他们来自大洋彼岸，不得不说，他们和我们同样专业，同样执着，却向着截然相反的目的地。”
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像在陈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事实。
“美国人。他们的UIU。”
窗外的风似乎紧了，拉扯着白桦树的枝桠。
“他们和我们，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建造，他们就必然想着如何干扰；我们确保运行，他们就必然琢磨如何让它‘安全’地停下来。我们对他们，也一样。这不是私人恩怨，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系统的对抗。数十年来，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1947年，我们，GRU-P，和他们就像是镜子内外的倒影，互为标准，也互为唯一的、够格的敌人。
“或者说……宿敌？”
伊万摇了摇头，目光落在那双交握的、骨节粗大的工人的手上。
“他们都这样说。我第一次真正理解‘宿敌’这个词，是在八八年的秋天，和现在差不多的时候。
“当时，‘灯塔’冷却回路的计数器产生了反常的高放射性水平读数，显示冷却水出现放射性污染——看起来就像一次普通的内部泄漏，对吧？初步的采样分析结果也显示，水体内部存在裂变产物污染。按照标准程序，我们应该为此停堆彻查。
“但是，你知道我们的RBMK在紧急停堆后面临什么吗？控制棒的快速插入可能引发复杂的物理反馈，而堆芯巨大的热惯性意味着余热需要持续、稳定的冷却——任何冷却流量的波动或中断，在停堆后的混乱中都是致命的风险。极不稳定的反应堆很容易突破临界状态，甚至导致热力失控，就像两年前2那样。对于刚刚投入全功率运行的核电站而言，一次‘成功’的紧急停堆，本身就可能造成需要数月检修的内部损伤。而当时，‘灯塔’正在为设施实验室一项不能间断的机密实验——我只知道这么多——供电。总而言之，代价巨大。
“但从表象上看来，我们除了如此，别无选择。控制室里，所有人都在等着我下令，下令按下那个巨大的红色按钮3。但我没有。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如果真是燃料棒泄漏，为什么压力监测一切正常？为什么最早报警的是远离堆芯的某处监测点，而不是堆芯出口？更重要的是，那天，实验室的实验正进入对供电稳定性要求最高的七十二小时窗口，他们这么告诉我，让我一定要确保安全——为什么又偏偏是现在？
“我让化学环保科把分析做到最细。经过了煎煎熬熬的漫长等待，更详细的报告来了：污染物中的铯-134与铯-137的丰度比，和某些短寿命同位素的丰度与当前堆芯燃耗深度对不上。简单说，这份泄漏样品的‘年龄’和‘配方’，和我们反应堆里的实际情况有细微但关键的差别。它像是一件精良的仿品，骗过了第一道检验，但那些标志性的‘指纹’产物，显然并不准确。
“然后，运行二科送来了现场勘察的初步报告。他们在最早报警的管道区域，发现了一段管道保温外壳有极其细微的、非正常维护造成的损坏痕迹。痕迹很新，但手法专业，目的是在不触发整体结构警报的情况下，接触到管道内壁。”
他停顿了一下。
“这一切已经相当明显了。这不是事故，是人为注入。目的就是利用安全规程，逼我们停堆。我们没有抓到人，也没有直接证据指向某个具体机构，但拥有这种核材料精密处理能力、对我们RBMK堆芯同位素特征有深入研究、并能以这种专业手法渗透进来的……在那个年代，范围就很小了。
“这样，一切证据都指向了我们的宿敌——UIU。”
伊万定了定神，接着叙述。
“明白了这一点，决策就变成了另一种性质的对决。UIU这次算计得很准，他们攻击的不是设备，是我们安全文化下的决策逻辑。他们赌我们会绝对服从‘安全规程’的指示，毫不犹豫地按下大红按钮，去确保反应堆的‘安全’，从而让他们赢得真正想要的东西——实验室实验的失败。
“经过紧急会议和投票表决，我最终下令：‘第一，断开安全监测系统4。第二，启动备用净化回路，对受污染蒸汽进行离线过滤。第三，功率维持百分之百，务必不要停堆。’
“这个命令意味着，堆芯存在泄漏风险时，我们选择不按规程停堆，而是用非常规手段边运行边处理。没错，像他们一样，我此刻也成了赌徒：如果我的判断是错的，我就是千古罪人；但我知道，如果按了那个按钮，我们可能就输给了那个对手——那个宿敌。”
伊万诺夫深深地叹了口气，仿佛又回到了那天主控室的高压之下。
“我们赌赢了。”
他的声音里听不出太多喜悦，只有一种深沉的疲惫。
“离线净化系统吞掉了那些污染物。实验室那边传来消息，实验成功了。我们保住了‘灯塔’，也保住了它照亮的秘密。
“但胜利的滋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宿敌只是退回了阴影里，舔舐伤口，构思下一招。而它，来得比我们想象的更快，也更不同。”
他的目光投向窗外更深的暮色，似乎想要透过秋日的天幕与群山，望见数年前、数十年前他和同志们战斗过的地方。
“像这样，那些和UIU的小规模斗争，我们赢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是，我们的一切努力，仍然被后来愈发强大的宿敌和
动荡的时局浪潮所淹没。
“时间一晃就到了九一年。那年的秋天，联盟破碎，理想坍塌，报纸上写满了混乱的言论。对我们而言，更难以接受的是，“公开性”政策5下，我们的物资运输收到了极大的阻挠：预算断了，补给没了，来自莫斯科的指令越来越少，直到完全沉默。那年九月、十月、十一月，我们从未收到哪怕是一条上级指示，哪怕它的内容只是让我们离开科研与发电的战斗一线。
“动荡不安的不仅仅是外部世界。‘灯塔’内部平静的表面下，实际上已经暗流涌动。我们不再是一座电站，我们成了一座孤岛，祖国仿佛抛弃了我们，而我们——和我们的宿敌——都深知这一点。有人想要进来，而有人，正策划着离开，确切地说，叛逃。
“没错，就是在这个时候，UIU又来了。和八八年不同，他们这次几乎没有隐藏自己——或者说，他们巧妙地利用了时代作为掩护。”
伊万的语调压低了。
“首先降临的，是一系列‘意外’。物流线路的中断，看似微不足道，实际上却能给一个摇摇欲坠的部门造成致命的打击。运送燃料元件和特殊器件的列车，总会在半途被一群自称‘地方苏维埃特别物资委员会’或是‘地方自治机构’的人以可疑为由扣下检查，一拖就是一周。这些事，你无法指责是UIU的直接攻击，没错，这是那个动荡的时局下常有的事，但频率高得令人生疑，目的也很明确：耗尽我们的冗余库存，让我们开始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燃料和其他补给发愁，我们开始动用战略储备的备用部件，甚至尝试用性能相近的非标件替代损坏的标准件，这进一步增加了系统的未知风险。
“紧接着是更直接的试探和挑战。十一月底，雪后，我们厂房外围闭路电视系统的一台摄像头在深夜被悄无声息地摸掉了。不，不是破坏，是拆除。行动的手法极为专业，我们几乎无法追查到底是谁应当对此负责，我们只能用“意外”一词对此事件定性。
“一周后，一支前往邻近废弃矿区寻找替代资源的小队，在返回途中一个隘口遭遇伏击。对方利用空包弹在小队中造成了短暂的混乱，在短暂交火中基本击毁了我们领头的军用车辆，并迅速撤离。事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但小队携带的重要仪器被基本摧毁。后续调查发现，对方使用的武器均为当时标准的美军制式。
“从此我们明白了那些‘破坏者’究竟是谁。没错，我们的宿敌再次利用了九一年十一月混乱的时局作为掩护，但显然，这些事件虽说并没有对部门造成太大的损失，但他们的意图也不言而喻。
“没错，他们要对我们打一场心理战。”
伊万摇了摇头。
“何其讽刺。众所周知，我们属于格鲁乌“P”——超心理学部门。虽然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可能有失偏颇，但是显然，他们的目标就是瓦解部门中那些意志不坚定者的内心防线。
“就比如瓦迪姆·伊格纳坚科，化学环保科的助理工程师，一个沉默寡言、技术无可挑剔的人。十二月的一个清晨，他没有出现在白班值和夜班值的交接班会议上。我们搜遍了厂区，可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一同消失的，还有他保管的、近三个月所有冷却水化学分析和厂房周围环境监测站的数据备份。监控画面显示他于当天凌晨三点左右乘坐不明车辆离开厂房。我想，他不会再回来了，他去了哪里也无需多言。
“我知道他带不走什么关键的机要，但我不知道，他知道什么，他们知道什么；我更不知道，我们的宿敌会利用他所知道的一切知道我们的什么，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用它来对付我们其他还在坚守的同志。
“但是，我们没有力量组织追捕。就算有，抓住他，审判他，然后呢？
“然后呢？”
伊万闭上眼，又睁开。
“我加入部门时只是个二十多岁的技术员。我曾天真地认为，我们需要保证的，只有仪器、燃料和机组运作的安全；现在我们面对的，则是如何保证我们人员和信息的安全，如何在极端的不安全中保证任务的安全。
“是的，还是安全。这不仅是我们每个能源人的本能，也是我们部门成员的应有之义。
“瓦迪姆消失后，作为总工程师的我在厂内实施了更严格的防卫措施——既防着我们的宿敌，也防着我们自己。我们检查寄出的信件，监控职员们的例行操作，甚至监听操作员们的交谈：也许你会说，这样的措施在那个年代是极为常见的。没错，但是……我们是同志，至少我们曾是同志，我们终究像那个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丧失了对彼此一切的信任。
“彷徨无措总得有个尽头。你们都知道十二月二十五日发生了什么。我们曾经信仰过的、服务过的那个‘祖国’分崩离析，不复存在。那么，我们呢？”
他微微挺直了背，目光投向窗外渐渐暗沉的暮色。
“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停堆。不是因为宿敌的阴谋诡计得逞，也不是我们不得不对时局妥协——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依旧，那个大红按钮没有被按下，我亲自下令，主控操作员们手动将所有的控制棒一组一组地插入堆芯。我们不必再为机组的损坏而提心吊胆，也不必在意我们将如何继续电力供应——因为那个实验室，连同它和我们部门所有未完成的梦想，都将在不久的将来走向终结，至少，像一些人所说的，告一段落、重整旗鼓。
“按照规程，停闭，冷却，我们看着功率曲线一路下滑，直到归零。冷却这个过程持续了数周，没有想象中提前五年、十年的周密计划——那样我们会有充裕的时间告别——只有面对剧变的仓促和不甘。这台四千兆瓦的大家伙，我们的RBMK，在部门精心的维护下本可以运转40年，甚至更久，然后光荣退役，而如今，它只有二十五岁。使命未尽，何谈光荣？
“随后的程序是全堆卸料、乏燃料清点存放，然后新燃料归库——繁重、枯燥且充满辐射风险。我们哪里还有什么新燃料，哪里还有什么未来的事业需要它们去点亮？设备材料拆除宣告我们的RBMK的死亡——它不再是一座‘灯塔’，不再是一座核反应堆，而是只需要正常维护检测的‘废弃建筑’——没有报告，没有审批，曾经指示我们建下这座核电站的部门早已随‘祖国’的分崩离析而消失。只剩下一群职业军人和技术人员，用他们仅存的专业素养和纪律，执行的绝望而平静的‘安乐死’；只剩下我们，我们的部门——当然，我们的宿敌。
“他们应当已经知道了‘灯塔’的熄灭，也许他们以为自己长期工作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没错，我们失败了，彻彻底底的失败了，但是我们没有屈服，我们不可能屈服。他们不会看到我们匆匆忙忙的关停反应堆，然后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鸟兽散，我们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伊万的嘴角漾开一抹冰冷的笑意。
“‘安全’，到了此刻，已经不仅仅是我们核电人的责任，更是我们‘P’部门能源人的信仰。哪怕到了最后，我们也必须确保‘灯塔’落幕的完美无缺。不仅仅是规程的需要，更是我们无法推辞的使命，为了确保它能‘安全地死去’。哪怕是一座没有生命的供能设施……对于GRU-P的核电人而言，我们来这里，不仅是执行任务，电厂永远是我们的家，部门是我们的母亲，机组是我们的孩子，每一个阀门的位置，每一条管线的走向，都刻在我们的骨子里。
“这就是我们的安全观。安全，是保证使命在任何条件下得以履行的确定性。这个定义，不因反应堆是运行还是停堆而改变，不因任务是胜利还是失败而打折。它不是一个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贯穿始终的意志执，建造时如此，运行时如此，拆除时，更是如此。
“后来，人员开始陆续离开。但不是逃离，只是化整为零，等待着新的召唤。没有人说话，运维人员、工程师、军人——也包括我——带着无法言说的失落，消失在通往各个方向的雪原里。我不能，也没有理由留下所有人。最终，只剩下一群来自非军事编制、或因各种原因无处可去的维护人员，以及这座巨大冰冷的钢铁躯壳。
“据我所知，UIU再没有于曾经的电厂周围地区进行活动——他们不需要了，如我所言，我们失败了；我知道，他们会说，这一次将是我们信仰的彻底消亡。他们和我们一样坚信自己在拯救世界，只不过他们的世界不需要我们存在。
“也许吧。”
长久的沉默。
“所以说啊，主控6，不，部门的操作员们，安全，到底是什么呢？那座‘世界上最安全的核电站’，又真正做到了‘我们’定义的安全吗？
“但我能确定的是，若我们的宿敌未死，那么我们就应该存在，那么我们就必然存在。他们需要知道，曾有人如此定义并践行过‘安全’，如此顽固地守护过‘使命’，没错，以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方式；我们也不仅仅是失败者，相信我，未来，我们必将用镰刀和铁锤砸碎他们的头颅。”
安纳托利·伊万诺夫抬起手，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按下了停止录音的按钮，仰躺在皮面椅上。
“未来……我们还有未来吗？”
一声叹息。
“大概吧。”
又有谁能回答呢？无论是对他，还是他们的宿敌？西伯利亚的秋风固执而急切地叩打着房屋的窗棂。安纳托利的目光越过窗外的夜，明月替补了太阳的缺席，将一泓玉华尽力洒向人间。